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首先，以自身在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等方面的示范和表率（是行动上的，而不是词语上的），来推动共同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程度上的文化规范作用。

今天在座的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的康德专家就比较多，呵呵。怎么会是想象的共同体呢。

……似乎‘名花有主了，实则‘水性杨花而已。这个观点跟安德森（Benedict R.Anderson）的说法一致：民族国家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（imagined community）[⑦]。这种思潮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，所谓毛儒是其典型。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情况则非常复杂，这一点我待会儿进行分析。（一）共同的焦虑状态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非常活跃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心理焦虑状态。

[⑥] 这种状况，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，最主要的倾向有： 1、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。[⑤] （二）不同的价值取向 大陆新儒家处在严重的分裂状态中，这是大陆目前社会撕裂状态的现实反映。这里关于男女、夫妇和家庭的议论，几乎让人瞠目结舌，不能卒读，比如男女关系 的混乱，绝对是女子的责任(页68)，西方人鼓吹性解放，肯定是女人在哪里欢呼雀跃(页68)。

见其〈畿服之制与天下格局〉，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4期，页60-62。44、 最近已有人指出，『政治儒学』说到底是一种『政治神学』，即 政治与儒学的亲密联盟。由于学术界对文革中破弃传统的逆反，也由于需要确立中国追求现代化特殊道路的合法性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总趋势是对儒家重新评价，从文革中的否定变成肯定，这一点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援，其重要标志，是名誉会长谷牧(时任副总理)为首的孔子基金会成立(1984)及《孔子研究》的创刊(1986)。[64] 不妨从各种议论中归纳一下，他们设想当代中国应该建立的社会结构和伦理秩序是怎样的呢？第一，他们认为儒家遗产中，在社会制度方面，则是宗族和家庭，因此，他们主张在乡村应当依赖宗族，重建祠堂，恢复礼制，一个新儒家学者说，农村的民主选举制应当取消，代之以恢复传统的礼治和长老统治模式[65]。

见〈专题: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〉，载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 2期，页66。可问题是他们的权威仍然来自他们自说自话的儒家领袖、儒家精英和儒家经典。

27、《何为普世?谁之价值?》，页24-25、152。其实，即使是古代的儒家学者，他们对于宇宙、社会与政治终极依据的追问，仍然必不可少。5、见《儒家邮报》264期(2016年6月19日)。秦汉以来的中国，历来君尊臣卑，一切权源都在于皇帝，儒生们即使出将入相，最多也只能得君行道，没有皇帝支持，任何更化都无从谈起。

当然，更让人感到惊诧的，乃是他们提的那些颇为惊世骇俗的政治设想：比如，他们提出大陆现政权要有合法性，就必须要确立儒教为国教。然而问题是，现在他们随着中国政治大势的变化，一方面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思潮联手，一方面逐渐向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看齐，一方面在国内的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，一方面又依靠某些所谓国际学者赏识，向左派靠拢跃上国际学界。只是近百年来，随着新儒家渐渐融入现代社会，接受多元理念和现代制度，不再提罢黜百家，也无法直接操控政治或者制度，因此，这种直接干政或者干禄的意欲，在第一代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新儒家那里，表现得并不明显。2、参看〈专题: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〉，载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 第2期，页1-82。

由于大陆政治状况与台湾不同，处在这个政治权力极其强大、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政治化背景中，所有的思想学说也都不得不随之政治化。此外，他又说隋代的王通弘扬政治儒学，创立河汾学派，从而开创了以贞观之治为代表的大唐盛世，这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说法。

73、康晓光，〈我为什么主张儒化〉，见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 165。三是恢复孔子的国家祭典，重建各地的家族祠堂，也建议在儒教信奉者家中和祠堂、讲堂、会所中恢复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。

按照陈明的说法，他不同意蒋庆只讲礼乐中国， 因为只讲儒家经典、礼仪和生活，会把属于汉族的东西看成是中国的了，这样就成了汉族垄断中国的概念;在另一处他更批评蒋庆在儒教与中国间画等号，实际就是在中国和汉族间画等号，并且是狭义的文化上的『诸夏』。86、任重说这是习近平的三大动作，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117-118 页;又，秋风(姚中秋)，〈复兴儒家，复归道统〉，载《中国必 须再儒化》，页269;王学典，〈中国向何处去: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〉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16年2期，页5-6。陈明在另一处很坦率地指出，他不赞成那种极力撇清儒学和民族主义关系的说法。93、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页50。另外如余东海基本上没有历史知识，甚至没有儒学史或经学史知识，他一会儿说文景之治是儒家的功劳;一会儿说《春秋》是外王的经典，除了汉代一直郁而不彰，清晚期冒了个泡，推出一批改良派;一会儿又说西周的成、康之治是儒家之治;甚至说，西周已经有乡举里选，好像那时就有基层民主了似的。见〈专题二:回到康有为〉，《天府新论》2016年第6 ?期，页56。

97、蒋庆，〈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〉，见《中国必须再 儒化》，页52。可是，要是按照康晓光的说法，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似乎还不足，还应该成为绝对的宗教信仰。

试图得君行道的大陆新儒家学者大都很注意时势，他们提出的政治蓝图和制度设想的背后，显然有对时势的判断。? 98、参看王达三，〈传统文化的一阳来复——阳明精舍儒学会讲的思想史意义〉，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，见《读书时报》2004 年7月14日。

83、其实，大陆新儒学中的一些学者也看到了其中的问题。他回忆儒家辉煌的历史，不无感慨地说，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。

可惜的是，现在越来越亢奋的大陆新儒家，在越来越膨胀的中国崛起时代，似乎已经听不进这些苦口良言了。一个新儒家学者解释说，现代人批判古代君主制度纯粹是尊卑关系，完全是对古代君主制度的误解，因为君主制度出自家庭制度，所以，君臣关系是情义兼尽，恩威并重。所以，他们的口号是拒斥西方，排斥异端。76、姚中秋，〈中国政教传统及其重建的现代意义〉中说，对官员群 体进行儒家经典教育......乃是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文化与政治难题的良方，载《文化纵横》2013年2月号，页67。

他似乎对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格外关注，在这一篇中就提 及两次(页257、269)，在其他地方也不断提起，如〈解决当代中 国问题的关键是回归道统〉(署名秋风)一文中，也引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，中共从成立之日起，就既是中华优秀文化 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，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宣导者和发展 者，欢呼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、并且指向未来的政治修 辞。这个‘教的地位在历史上大概只有西方中古的神学曾经取得过，中国传统的儒教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……新儒家虽然在现实上距离君临天下的境界尚远，他们的君临心态却已牢不可破。

[91]特别是现在天地翻复，正如崇尚黄老的文景时代，一下子变成了改宗儒术的汉武时代一样，换了鼓励甚至支持儒家的领导人，他们觉得这下子儒家真的可以撸起袖子干预政治、设计制度、改造社会，只是要等待执政党和政府的关注。一方面，他们把中国和日本连接起来，不惜借助二战时代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，他们说，这个大东亚共荣圈，理论依据确实是《春秋》那套夷夏理论，东亚同文同种的说法，不仅是汪精卫这么讲，孙中山、康有为也都这么讲，所以，它不是汉奸理论，其本意是倡导中日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夷狄[25]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篇论文才被认为是一个象征，象征着大陆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已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。为了下面的讨论更加简明和清晰，我想把1980年代海外新儒家进入大陆，到1990年代大陆新儒家与海外新儒家开始分途并判教，2004年大陆新儒家终于乘势崛起，差不多前后三十年的这几段历史一笔带过，直接从近年来海外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的分歧，以及分歧的焦点开始说起。

33、 彭永捷，〈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〉，载干春松主编，《儒教、儒家与中国制度资源》(东方文化丛书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7)，页100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近百年来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新儒学，主要是由熊十力、牟宗三等人开辟的，因此我们现在讲‘回到康有为，实际上是在探索能否找到另一条现代新儒学的道路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回顾这一剧烈变化，我总觉得这一现象并非突然出现，也许，它自有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逻辑。又说习近平……颇有儒味，在理解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中，最有儒家修养，甚至说习近平作为执政党领导人，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再进一步的话，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。

载《战略与管理》2003年2期;王达三《中国文化本位论之重提与新诠》提出十项措施: 一共识(坚定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，应对中国文化持有一份温情与 敬意)，二读经(各级学校要设立经典课程)，三民俗(提升一些 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，重新制定礼仪)，四孔诞(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层次的、大规模的纪念活动)，五祭祀(祭祀黄帝、祭祀孔子)， 六讲学(恢复书院，创办精舍)，七庙产(归还儒家孔庙、文庙、 书院、精舍，由其管理和使用)，八儒教(建立儒教，并且在中国 建立统一的儒教并使之成为国教)，九官员(官员要读经，在各级 行政学院和党校开设儒家经典课程、官员任用生前要通过儒家文化考试)，十儒化(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重新诠释，执政党要从自己 的历史合法性之一，即反传统、反儒家之中解放出来，把自己的现 实合法性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之上)。[52] 如何维护这个延续自大清帝国的多民族国家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真问题。

[23] 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？难道说，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？让人很难相信，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中国戎夷，五方之民，皆有性也即所谓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这种观念。[85]一般来说，他们并不在乎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，他们对儒家经典与思想的诠释策略是，第一，改变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，重新捍卫儒家经之神圣性，把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，重新回到绝对信仰化的经学解读和义理阐发。

32、 《鹅湖》(台北)第170-171期，1989年8月、9月。105、姚中秋语，《中国必须再儒化》，页275。